傅立国与巨著《中国高等植物》

傅立国与巨著《中国高等植物》

特约记者 高尚潮 周庆洪 本报记者 徐烽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傅立国主编出版的《中国高等植物》（共14卷，已出版10卷，2006年将全部出版完成）一经面世，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许多专家学者赞誉：这是一项巨大的跨世纪工程，是植物分类学者和从事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的广大基层工作者的一部重头工具书，它对于促进我国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英国92岁高龄的园林育种专家彼得·斯密塞斯教授称：此书的出版，使他深感中国植物分类科学发展的迅速，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将产生世界影响的鸿篇巨著。如果他还年轻，一定会努力学习中文。因为，目前他只能看懂书中的插图和拉丁文，而看不懂中文的描述。他断言：今后世界科学的发展只有两种文字——英文和中文。中国科学院外藉院士、美国植物学会前会长、美国前总统科学顾问雷文阅读了《中国高等植物》后，在写给傅立国的信中说：“我非常高兴，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必将对人类知识有重大的贡献。”

傅立国与《中国高等植物》的缘分

   这还得从中国植物学会成立植物分类专业委员会时，一致推选傅立国为主任说起……

   那是在1978年8月，中国植物学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植物分类专业委员会。我国植物学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东北林学院院长杨衔晋推荐说，傅立国年富力强，学科基础好，事业心执著……结果，傅立国以他广博的学识和人格力量，赢得了到会300多名植物分类学专家的一致赞同。

   1952年，17岁的傅立国考入南京林学院林学系，且喜得世界著名的裸子植物分类学家、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林学院院长郑万钧教授的亲自授课。傅立国在郑万钧教授的指导下作实验，到野外采集、鉴定标本，学习十分刻苦，对一枝一叶以至无数标本的痴迷，是他4年大学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从他聆听郑万钧教授的第一课起，便与这位师长，与植物分类学研究结下了难解的缘分。

   1956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委托郑万钧院士(兼研究员)培养从事裸子植物研究的人才，让他在南京林学院应届毕业生中挑一人，郑教授欣然选定了傅立国。这是傅立国的人生和事业最为重要的起点。傅立国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之中。但他也深知，要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仅靠在林学院学习的知识是不够的。毕业前夕，他把想法告诉了导师。郑教授当即和南京大学生物系的耿以礼、钟崇信等著名教授联系，让傅立国选修他们所讲授的几门专业课和外语。

   在这期间，傅立国遵循导师郑万钧的旨意，除了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广泛采集、鉴定植物标本，还奔赴黄山、天目山、庐山以至更远的福建、云南、海南等地考察。他随身携带着行李、干粮，以山涧的流水解渴，在大森林里露宿，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山川大地。傅立国牢记导师“要想在植物分类学领域对国家有较大贡献，必须倾毕生之精力潜心钻研，惟此才可有所建树”的教诲，除上好选修课外，还不停地查考文献、查证名称、鉴定标本和撰写文稿，不停地思考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1958年底，《中国植物志》(80卷)被列入国家第一个10年科学规划。1959年5月，傅立国调回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郑万钧教授也从南京林学院来到植物研究所工作，师生旋即投入紧张的编写工作之中。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十几个小时，所领导经常会安排送来一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戏票，但是，他们总是婉言谢绝，不曾看过一场。1962年，郑万钧教授调任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极大地方便了《中国植物志》(第7卷)的编研。1963年完成初稿后，傅立国受郑万钧教授之托，携各科分属分种检索表，到全国科研、教学单位标本馆查阅和鉴定标本，检查检索表是否好用，登记每个种的分布、生境，凡难于鉴定的标本和文稿内容有疑问的，他都随时记下，将标本借回北京，和郑万钧教授一起研究。两年间，他们查阅鉴定了30多万份标本，找出了以中国植物命名的所有种的原产地模式，查阅研究了大量文献，分析了前人发表的裸子植物系统，重新排列了目科次序，进一步提高了傅立国的专业知识水平。“*”后的1972年编志工作重新启动，他们夜以继日地整理、修订文稿，辛勤工作5个寒暑，于1977年完成了该卷的编著。《中国植物志》第7卷(裸子植物)深受国内外好评，美国农部组织专家全文翻译分送有关单位及专家参阅。该书1980年获林业部科学技术一等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是全书80卷中获奖最早、奖级最高的分册。

   这就为傅立国主编《中国高等植物》一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傅立国全身心倾注于《中国高等植物》

   经过三代植物分类学家40余年的共同努力，先后完成了三部中国植物分类学巨著，即《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和英文版《中国植物志》。作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的常委，傅立国参加了三部著作的编写。为了确保英文版《中国植物志》的质量，他飞赴英、法、美等国，走进12个世界最重要的标本馆，鉴定了馆藏的全部中国及毗邻国家的裸子植物标本。正因为他是三部著作的参与者，所以他更清楚——由于历史的以及客观条件的局限等等原因，三部著作各有优点而又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合理开发、持续利用植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植物物种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课题。作为IUCN物种委员会中国专家组委员、*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我国植物分类学、裸子植物和保护生物学研究专家，傅立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林、农、牧、工、医药、环保、科研和教育等部门的科技人员，特别是从事自然保护及物种保护的广大基层工作者，急需一套收载种类较多，中文名和拉丁文名正确，分布确切，附有分布图、形态图及彩色图片，文字简明，便于查寻，易于鉴定植物和学习植物分类学的新著。这便是他对编写跨世纪巨著《中国高等植物》的最初设想。

   1995年，国际苏铁会议在四川攀枝花市召开。会议期间，傅立国向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的创办者、植物园主任陈潭清谈了自己的想法，并邀请仙湖植物园为合作主编单位。陈潭清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并同意资助40万元，作为植物分类学新著的启动编研经费。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拟将编著中国植物分类学新著——《中国高等植物》的信息传出后，全国有几家出版社来函或电话联系合作出版业务。傅立国采取公开招标出版的办法予以回复，出版社必须承诺三个条件方可合作：一是承担出版经费；二是预借给《中国高等植物》编研组工作经费50万元；三是该书出版后，须支付纯利润的50%，建立“中国植物分类学基金会”。这在中国科技类书籍的出版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

   有胆识的出版商总是会出现的。青岛出版社社长徐诚，捷足先登，承诺了傅立国的3个条件。他从巨大的风险中，窥见到这部植物分类学新著将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时代意义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利润。

   1996年9月，《中国高等植物》被中国科学院列为“九五”重点项目，并资助编研经费20万元。后来，林业部保护司、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深圳市*城市管理办公室又各资助了40万元。这样，该书的编著出版就有了资金的保证。

   1996年11月15日，《中国高等植物》编研组负责人傅立国，向全国140位专家寄出了富有感情的邀请信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140位专家均复信热情支持，并表示积极参与该书的编写和按期完成编研任务。编研组立即寄发编研通知、选种标准、编写规格及样稿，广泛征求意见。

   《中国高等植物》的编写定位是，在吸取《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英文版《中国植物志》三部著作优点，订正其疏漏、错误之处的基础上，增补新的内容，形成以下特点：系统性强，科属齐全，便于鉴别物种；中文名和拉丁名考证正确，引列文献及形态特征记述简明；列出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植物志》中的错误名称，以免继续使用；每种植物有形态图和县级地理分布图，四分之一以上物种有彩色照片。科学和实用，将是这部巨著的两大特色。这一项目从计划制订、组织落实、制定编写规格、确定收载物种名录、文稿的审定、形态图和分布图的审核、绘图标本的选取、县级分布资料的收集和分布图的审定、输打稿和排印稿的校对，等等，都得傅立国安排和亲自参加。他就像是在运筹一场宏大的战役，不仅要“倾毕生之精力”，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并随时检查，更要尊重和团结老专家及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充分发扬*，同心协力，如期完成编研任务。

傅立国，从他跨进科研单位大门的那一天，到巨著《中国高等植物》立项，历经44个春秋。他的准备，他的努力，他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似乎都是为了迎接历史所赋予的重任，为了这人生最为辉煌壮丽的一搏。

   《中国高等植物》记载近两万种植物，科属齐全，有森林、植被及园林中的常见种，有经济或科研价值的物种，分布在两省区以上或毗邻国家分布较广而在我国仅在某周边省区有分布的物种，每个属的代表种，以及常见引种栽培的外来种。全书14卷，包括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从木兰科至兰科以及全书中文名和拉丁名的总索引，各科有分属检索表，各属有分种检索表，每种植物均有形态图和县级地理分布图，有些植物还附有彩图。纵览全书文字稿共计760万字，以及物种形态图1500幅、地理分布图1500幅、彩图3900幅。这一浩瀚工程巨著的完成，有谁能知道傅立国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又有谁能知道他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这恐怕是用计算机也是难以计算清的。

   傅立国无愧于已故导师郑万钧教授，无愧于他为之钟情一生的事业，无愧于140位植物分类学家及相关科技人员对他的期待，无愧于当代和未来。傅立国既是课题负责人，又是第一主编、编辑和责任校对。他工作是那样的严谨而缜密：接到每位课题专家的来稿，首先看选种是否符合标准，应选而未选的要亲自查考文献补充进去，反之则坚决砍掉；看文稿是否符合编写规格，该精简的精简，该补充的补充；看拉丁学名准确与否，植物的定名人和原始文献缩写规格是否统一；每种植物都要配形态图，有两幅以上的取其优，缺图的找出标本现绘，无标本的到外地借来标本以保证绘图；为了确保物种所在县名准确而全面，要搜集分布资料，并请专家及各大标本馆提供……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做到准确无误。从1997年到今天，傅立国在他那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像架精密的仪器一样，无声无息、不知疲倦地劳作着，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坚苦卓绝地完成着这部巨著的编写。

傅立国说：为了这部书，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

   说起来也许谁都难以相信，傅立国组织编写《中国高等植物》这样一部巨著，从立项到出版，不曾召开过一次任何形式的编委会议，和全国各地的联系都是用信函或电话。这要比用开会的办法多费多少事，多耗多少精力啊！光是联系、回复咨询的信函，就亲自写了千余封。可傅立国从不计较这些。他说：“只要能办成事，只要能给国家节省钱就行。”

   傅立国的若谷虚怀，他的包容之心，他的淡泊名利、无私无畏，赢得了大家的信赖，赢得了编著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他是第一主编、编辑，但书中的每个科的作者或属的编者，包括图片均各有署名。编研、绘图、彩图等费用，他都会按时且足额汇给作者。在编研初期，对他聘用的退休而参与该书编写的人员，每月每人发给劳务费500~1000元，可他自己却只拿植物研究所里发给的240元返聘金。按照常规，《中国高等植物》出版后，主编和编辑组可按比例提取部分钱款，但他分文不要。他说：“我要是自己提取这笔钱，那就说明编这部书之前就已有了功利目的了。想一想在编研期间先后有20多位老专家离世，有的书稿刚刚寄出后就有人病故了，你说，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

   近几年来，傅立国先后培养了4名硕士、4名博士和1名博士后。提起他对待学生的态度，那可真是像慈父一般。他不仅指导学生如何做学问，更教诲他们如何做人。研究生毕业发表论文所付给刊物的版面费，傅立国都从他自己的课题经费支付。他带的研究生，如今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已成为单位的领导，他们都想报答傅老师，可都被他婉言谢绝。

   哪怕是素不相识的青年，傅立国也都是热情扶持。一次，浙江省庆元县百山祖林场技术员吴鸣翔，在海拔1700多米的山顶上发现7株叫不出名字的大树，慕名将标本寄给傅立国。一种责任心的驱使，傅立国邀请地质专家、植物地理学家亲赴实地考察，经鉴定惊喜地定为濒危物种百山祖冷杉。这是第四纪山地冰川保留下来的残遗物种。傅立国马上邀请吴鸣翔到植物所一起撰写论文，以吴鸣翔的名字在《植物分类学报》作了发表，而他却在任何场合都不提自己所做的工作。就像今天，《中国高等植物》一书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赞颂声不绝于耳，他却仍和半个世纪以前那样，默默地做着学问，不张不扬。

   中国植物学界有位专家说：“没有傅立国，《中国高等植物》就不会这么早问世。”这句话，当是“傅立国与巨著《中国高等植物》”最好的总结。

   而傅立国却说：“《中国高等植物》这部新著，是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和相关科技人员通力合作的智慧结晶，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 这就是傅立国，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植物学事业，他以半个多世纪的心血铸成了一部巨著——《中国高等植物》。

   2005年4月29日 《大众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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