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葡萄树

我家有一棵好大好大的葡萄树，碗口粗细，藤蔓长到上百米，爬满了房前屋后的桃李树上，几十年来，不知产了多少斤葡萄。

听母亲说，这棵葡萄树是母亲二十岁嫁过来时，无意间扦插的。后来，葡萄树慢慢长大，逐渐爬满了房子四周的李树桃树上。从此，这棵葡萄树陪伴着我们一家人走过了几十个春秋，结下了不解之缘。

夏天，网状般的葡萄藤在桃李树上郁郁葱葱，构成了一个个大凉棚，下面晒不到太阳，很凉爽。葡萄藤胡乱地自然生长，与桃李树上纵横交错，桃子李子比葡萄先熟，我们就把桃子李子吃了。到了秋天，葡萄逐渐成熟，籽粒从青的变红变紫变灰，我们则从红葡萄吃到“灰”葡萄，从酸涩到甜蜜。葡萄在我们老家俗称“灰腰子”，意思是葡萄要变成灰黑色才有甜味。

那个年代邻居关系和睦，虽然物质匮乏，但是黄家的李子张家的桃，李家的苞谷杨家的苕，相互品尝。 日子过得艰苦，可是邻里间互帮互助，相互体谅，没有那么多的猜忌和纠葛。因此，葡萄熟时，寨子的大伢细崽，都会到我家葡萄树下吃葡萄。

过了几年，我们家兄弟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到了上学的年龄，仅靠父母做农活来支撑一家人生活，实在是困难。因此，母亲对葡萄树，立了“家规”，今后谁也不能吃葡萄，谁偷吃了葡萄就莫读书，天天去打“牛屁股”（放牛）。母亲立的“家规”还真管用，每年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不敢偷吃一颗葡萄，即使坐在葡萄树下，也成了“吃不到葡萄的狐狸”。

到了丰产期，这棵葡萄树要产五百至八百斤葡萄，那一串葡萄挂满了枝头，逢漾头、瓦屋和岩屋坪赶场，父母天不亮就起床，摘下一串葡萄放在箩筐和背兜里，挑到几十里外的街上去卖。只要是星期天，我就陪着父母亲上街卖葡萄，我既可以帮着挑葡萄，还可以吃上卖不掉的葡萄。母亲看到我也很辛苦，从一大把毛    毛钱中抽出一两角给我，我欢天喜地拿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几年来，那颗葡萄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读书交学费、买铅笔本子的依靠。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有了自己的责任田土，第一年，除了能解决全家人的吃饭外，家里出产的油菜、花生、辣椒和竹子木材也卖了不少钱，那棵葡萄树的责任已“退居二线”，母亲立的“家规”也被取消，葡萄成熟时，不再挑到街上去卖，而是留给自己家吃，或给邻里乡亲送一点，葡萄树下又成了热闹的场所，充满了欢乐的笑声。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有了工作，兄弟姐妹也一个个嫁人和外出工作，父母年老了，在家里守望着那个家，守望着那颗葡萄树。葡萄成熟时，母亲惦记着在外的儿女，她佝偻着身子，用花背篼背着葡萄，步行几十里山路，东家女儿送一些，西家儿子送一点。为了能让在万山工作的儿子吃上葡萄，坐不得车的母亲却要走上五公里山路，再转四次车到万山给儿子孙子送葡萄。母亲看到儿孙们开心地吃着葡萄，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着岁月的花朵。

多少年过去了，父母已经去世，葡萄树也陪伴父母而去。人至中年后，现在，想起家里的那棵葡萄树，那甘甜又略带酸楚的葡萄汁，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回味，温暖一次次荡漾心头，因为那是一种无忧无虑的欢乐，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纯真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