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改变了一切

花果再次创造生命 从前，世界上没有花——稍微精确一点地说，是在2亿年前。当然，后来有了植物，有了蕨类植物和苔藓、有了松类和苏铁类，但是这些植物并不形成真正的花和果。它们中的一些是无性繁殖，以种种手段来克隆它们自己。有性繁殖是一种相对经过发展的事情，通常与花粉被释放到风中或水里有关。由于一些纯粹偶然的机会，花粉找到了到达这一类的其他成员那里的途径，一颗小小的、原始的种子就产生了。 有花之前的世界比我们的世界更为沉睡，因为缺乏果实和大种子，它不能支撑许多温血的生物。爬虫类动物统治着世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变得寒冷，生命就会减缓为一种爬行。在夜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当时也是一个看起来更为质朴的世界，比起现在来还要绿，缺乏花果所能带来的色彩和形状模式(更不必提气味了)。美还不存在，也就是说，事情被观看的方式与欲望毫无关系。 花改变了一切东西。被子植物——植物学家们对那些能够形成花、然后又能形成被包裹住的种子的植物的称呼——在白垩纪出现了，它们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上传播。现在，不再要依赖于风或者水到处运送基因了，一个植物已经可以谋取动物的帮助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共同进化的合同：用营养来换取运送。有了花的出现，各种全新水平的复杂性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有了更多的相互依赖、有了更多的信息、有了更多的交流、有了更多的试验。 植物的进化依据新的动力来进行，这就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吸引。现在，自然选择就更为喜欢那些能够固定住花粉传递者注意力的花、那些能够吸引住采集者的果了。其他生物的种种欲望在植物进化中变得极为重要了。道理很简单：那些成功地满足了这些欲望的植物会有更多的后代。美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出现了。 新的规则加快了进化变化的速度。更大、更明亮、更甜、更为芬芳，在新的规则下，所有这些品质都很快地得到了回报。然而，专门化也得到了回报。由于一个植物的花粉是被放置在一个昆虫身上来传递的，这就有可能传递到错误的地方去(比如传到那些没有关系的物种的花上去)。这就是一种浪费。所以，能够尽可能地在看和闻上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也成为了一种优势。最好是能够掌握单独一种专心致志、愿意献身的花粉传播者。动物的欲望于是就被解析、细分了，植物们则与之相应而专门化。于是前所未有过的花的多样性就出现了，它们绝大部分有着共同进化和美的标志。 花变成了果和种子，而这些也在地球上再次创造生命。靠着生产糖分和蛋白质来诱惑动物去扩散它们的种子，被子植物就增加了世界上的食物能量的供应，使得大型的温血哺乳动物有可能出现。没有花的话，在没有果的叶子世界里活得很好的那些爬行动物很可能如今还在统治；没有花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存在。 “花神倦怠”的原因 对于花无动于衷是可能的——可能，但不是极其可能。精神病医师把一个患者对花的无动于衷视为临床上的抑郁症的征兆。看来，当盛开的鲜花那种非凡的美不再能穿透一个人头脑中的黑暗或者是固执想法时，这种头脑与这个世俗世界的联系就已经危险地磨损了。这样一种状态可以称为“花神倦怠”。它是一种折磨个人的综合病症，不过并不折磨社会。 除了一些缺乏想象力的男孩、那种临床上的抑郁症以外，花的美对于人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性的关于花之美的历史性的一致意见，对于我们来说，显得完全正当、无可争议，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在大自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东西，它们的美用不着我们去发现，就更显得是如此了：日出、鸟类的羽毛、人的脸和身材，还有花。可能还会有一些，但是不会很多。直到几个世纪之前，山还一直被视为是丑陋的；森林是“可怕的”撒旦出没之地，直到浪漫主义的出现才恢复了它们的名誉。花也有它们自己的诗人，但是它们从来不像山和森林那样需要他们。 杰克·古德是一位研究过世界绝大多数文化中——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花的作用的英国人类学家，根据他的研究，对花的热爱几乎是普遍性的，虽然并不是完全的。这个“并不完全”指的是非洲。在非洲，古德在《花的文化》中写道，花在宗教仪式或日常习俗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也有一些例外，就是那些较早地与其他的文明发生了联系的地方，如信仰*的北非)。非洲人很少种植驯化的花，花的形象很少出现在非洲艺术或宗教中。对于非洲花文化的缺席，经济角度的解释是说，在人们有足够的食物之前，他们对花发生兴趣是奢侈不起的。 人类，就像蜜蜂一样，是本能地被花所吸引。蜜蜂生来就喜爱花，这给它们带来了什么好处是很明显的；但是，这样一种爱好又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想象得到的益处呢？ 回答是这样的：我们的大脑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发展，使我们成为很好的寻找食物者，花的显现是对未来食物的一个靠得住的预告。那些被花所吸引的人们，那些能够更进一步辨认它们和记住自己在大地的哪个地方曾经见过它们的人们，比起那些对于花的意义一无所知的人们来，在采集食物方面就会成功得多。 美与健康的联系 在美与善之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联系，但是，在美与健康之间则可能有一种联系(我想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健康就是善)。进化生物学家们相信，在许多生物身上，美就是健康的一种可靠的标志，所以也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交配对象的方式。华丽的羽毛、光亮的毛发、匀称的体型都是“健康的证明书”，如同一位科学家所说的那样，它们显示着这个生物携带着的基因可以抵挡寄生物的侵害。一条极为漂亮的尾巴是一种新陈代谢上的奢华，只有健康才做得到。在我们自己这个物种中，美的理想也是经常与健康联系在一起的。当缺乏食物成为普遍的致人死亡的原因时，人们就把胖评判为一种美的东西(尽管现在对于那种病态般的苍白、棍子一样瘦的模特儿的欣赏表明了文化可以压倒进化的需要)。 但是，植物们又如何呢？它们不能去选择它们的交配对象呀!凭什么那些替植物进行选择的蜜蜂要去关心什么植物的健康呢？它们的确不关心，但是，它们不自觉地对此进行了回应。只有那些最为健康的花朵可以展示最为艳丽的色彩和最甜的花蜜，所以也就保证了有最多的蜜蜂来拜访——因此也就是最多的性活动和最多的子孙后代。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花朵也的确在健康的基础上，利用蜜蜂作为它们的代理人，选择交配对象。 无论是蜜蜂还是男孩，我们的注意力都被一朵花瓣的颜色所吸引，它唤醒我们去注意接下来的会是什么，是形式还是模式，这就是美在现有世界中的第二种反映。与不成形的绿色背景形成对比的那种颜色，就其本身来说很有可能只是某种偶然(比如，一根羽毛，或者是一片发黄的树叶)，但是，对称的出现却是一个靠得住的正式构织的表达——有着目的，有着意图。对称是一个不会被误解的标志，说明在一个地方有着有关的信息。这是因为对称是一种由一些事物分享的特性，在自然界，具有这种特性的东西的数量并不是太多，而所有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会产生极大的兴趣。对称对于生物来说也是健康的一种标志，因为物种的突变和环境的压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掉对称。所以，关注那些对称的事物很有意义，对称通常总是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说蜜蜂和人类都被花吸引有着一个共同根源的话，那么，花美的标准很快就开始变得特定和分歧了。这不仅是蜂与男孩之间的不同，而且也是蜂与蜂之间的不同，因为不同种类的蜂似乎分别被不同种类的对称所吸引。蜜蜂喜欢雏菊、三叶草和向日葵那种放射状的对称，而大黄蜂则喜欢兰花、豆类和毛地黄那种双边的对称。 通过它们的颜色和对称，通过这些最基本的美的原则(这就是对比与模式)，花就惊醒了其他的物种去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和意义。 花背后有价值观的历史 有了花，然后就有了花的天地。围绕着花，各种文化都发展了起来；花背后有着一个帝国价值的历史，花的形状和颜色以及香气，它的那些基因，都承载着人们在时间长河中的观念和欲望的反映，就像一本本大书。对于一种植物有许多东西可以问，它要呈现人类种种梦想变化着的色彩。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之中只有不多的若干种证明了自己具有足够的逢迎和情愿来完成这个任务。玫瑰就显然是这样的一种花。牡丹，尤其是在东方，则是另外一种。兰花肯定也够格，然后，还有着郁金香。可以论证的还会有几种(比如百合)，但是，前面提到的这几种长时间来一直是我们的典范的花，是植物世界中的莎士比亚、密尔顿和托尔斯泰，丰产而且变化多端。这些挑选出来的花超越了时尚的兴衰变迁，使得它们自身成为独立自主的和不可忽视的。 那么，是什么使得这几种花与有魅力的雏菊、石竹和康乃馨区分开来的？更不必提那些也好看的数量众多的野花了。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的式样翻新了。有些非常之好的花永远就是它们那个样子，式样单一，即使不是完全固定于它们的特性之上，也是只能够有几种简单的变化，比如色彩或者是花瓣的数量。想要刺激它长出你所需要的东西，选择、杂交、重新构造它吗？但是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莲花所做到的那个程度了。时尚倾向于拾起这样一种花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就扔掉了。想一想石竹花，或者是紫罗兰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或者是维多利亚女王时的风信子，它们都是这样。一旦它们首次定型之后，就不能让自己以一种新的形象来重新塑造了。 相比之下，玫瑰、兰花和郁金香就能够产生奇观，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发明自己，以适应美学和政治气候的每一种变化。玫瑰在伊丽莎白时期花型敞开、热情洋溢，而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则谦和有礼地锁紧起来，变得整洁了。当荷兰人认为花美的范型是大理石纹路状的色彩鲜明对比的漩涡时，他们郁金香的花瓣就变成了夸张的“羽毛式”和“火焰式”；但随后，当英国人在19世纪推崇“地毯铺开”时，郁金香就适时地允许它们自己转变成一个画盒，里面装了最明亮、最丰满的纯色颜料，适宜于涂抹成块状。它们是这样一类花，很高兴承载我们那些最奇特的想法。当然，它们之所以愿意参加人类文化这种运动的游戏，业已证明对于它们的成功来说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因为今天在更多的地方有了更多的玫瑰和郁金香。对于一种花来说，通往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道路，总是要依靠人类不断转变的关于美的理想。 摘自《植物的欲望》[美]迈克尔·波伦著 王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