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

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

丝绸之路让东方的绸输往波斯和罗马，西方的珍异之物—植物、香料、水果、药材输往中国，一个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就此开始了。看似无关紧要的花花草草却牵动了朝野上下、古今中外，在那条风吹耳闻的古道上引出无数传奇故事。

一直以来，后人总是喜欢侈言“盛唐”，将“盛唐气象”当做中国历史的顶点和巅峰。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误解。其实中国历史抛物线的顶点是在汉朝，更准确地说是在汉元帝时期（公元前48年~公元前32年）。“盛唐”只不过是抛物线开始向下时的平滑移动而已。或者说，“盛唐”是汉朝结出的果子。唐朝名将高仙芝之所以能够横行西域，甚至翻越帕米尔高原征战，得益于汉朝解决了中国北方最大的边患—匈奴。

汉元帝在位期间，经过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匈奴的国力消耗殆尽，属国纷纷背叛，且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汉书?匈奴传》）的地步。自此之后，虽然汉匈之间仍有零零星星的冲突和战争，但是匈奴已无以为患。虽然二百多年后“五胡乱华”，中原流域的汉族遭遇重大挫折，经济和文化中心向江南转移，但北方胡汉大混血、民族大融合，反而结出了一颗熠熠发光的果子—唐朝，加上唐王室固有的胡人血统，兼容并蓄，中西合璧，遂成就了光芒万丈的“盛唐气象”。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张骞“凿空”西域。“凿空”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将壁垒打破，形成一条狭长的走廊，“胡风”才能够从西吹到东，“汉俗”方能从东传到西，经过西域、中亚以迄小亚细亚、地中海西岸。一条连接中国和欧洲、北非的丝绸之路于焉成型。丝绸输往波斯和罗马，西方的珍异之物—植物、香料、水果、矿物输往中国，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开始了。从广州、杭州、泉州等地经南洋抵达印度、阿拉伯海和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相继开通。从此之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形态都连接在了一起，全球化的时代早已经提前预演了。

张骞出使西域的动机原本很简单——联络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夹攻匈奴。（大月氏是一个游牧部落，西方人称之为印度—斯基泰人，他们曾一直逃亡到巴克特里亚纳Bactriane,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北部）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张骞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上面，无暇旁顾。不过，因为张骞是“凿空”西域的第一人，后人就把物产的输入都归功于张骞。而张骞从西域惟一带回来的，其实只有一套佛曲《摩诃兜勒》，以及关于大宛汗血宝马的传闻。正是出于对天马的向往，汉武帝才派李广利率兵前往大宛索取汗血宝马，因为贰师城出产宝马，因此号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志在必得。两年后大败大宛，取得了数十匹宝马，并且“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汉书?西域传》）。蒲陶即葡萄，目宿即苜蓿。这是中国第一次输入原产于波斯的两种植物。这完全归功于李广利的征伐，而不是张骞。

此后，各种对中原流域来说堪称新奇的植物、香料、水果、蔬菜，借着这条绵长的丝绸之路，慕风远飏，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土，逐渐融入中国的日常生活。有的更是被打上了鲜明的外来标记——“胡”。即胡桃、胡麻、胡萝卜、胡椒、胡蒜、胡葱、胡桐泪……其实“胡”字在中国古代专指中原王朝北方边境的邻居，但到了唐朝，“胡”主要用于称呼西方人，特指波斯人。（有时也称天竺人、大食人、罗马人成为“胡人”。）而未打标记的那些，经年累月之后，自然地融入了汉人的生活，继而改变了汉人的生活。

果蔬篇

葡萄，在夜光杯中变成了透明的液体。葡萄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植物之一。它的魅力比仅仅在于它的果实，更让人念念不忘的是用它酿成的酒。自汉使从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北部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带回葡萄种子以后，葡萄酒对汉朝人而言还仅仅是一则传说，他们还没有学会酿制这种新奇饮料的技术。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武帝得到这两种植物的种子之后，吩咐在离宫别馆大规模种植，最初是作为“形象工程”给人看的，因为“凿空”西域之后，外国的使节纷至沓来，为了让使节们在长安城居住期间，解除思乡之情，首先在各国大使馆旁边种植，后来才渐渐流传到民间。东汉时，虽然已经掌握了葡萄酒的酿制技术，但少量酿制的葡萄酒仍然非常珍贵。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突厥的叶护向唐太宗进献了一种马乳葡萄，紫色，长二尺，籽粒很大，并同时教会了葡萄酒的酿制技术。唐太宗更在原来酿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酿出了一种八色的葡萄酒。

唐代兼容并蓄的政治环境让唐人追求胡风的风气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穿胡服、听胡乐、食胡食、饮胡酒一度成为风尚。葡萄酒成为唐朝的时尚饮料，唐朝有许多名人都是葡萄酒追捧者。“数茎白发哪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杜甫喝出了几根白头发也舍不得戒酒。当然最有名的还是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时至今日，葡萄酒仍是时尚、品位的代名词。只是当我们拿起高脚杯，品味葡萄酒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丝来自绿洲的神秘气息。

另类菠菜。菠菜也是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许多稀有蔬菜移植到中国。由于被道教方士称为“波斯草”，这让菠菜看起来似乎来自波斯。不过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名字到了唐以后就不大使用了。据史料记载，菠菜“火熟之，能益食味”。但是菠菜最重要的用途在于“解酒毒” “服丹石之人食之佳”。换句话说，服丹药的道士们可以通过吃菠菜来抵消摄入汞化合物带来的不适。

从唐代流行至今的甘蓝。在当时看来另一种时尚的蔬菜是属于球茎甘蓝的甘蓝。甘蓝最初是欧洲植物，显然它也是通过西域、土蕃、河西走廊的通道流传到唐朝的。它作为一种能够“益心力，壮筋骨”的植物来介绍的。在所有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果蔬中，作用最大的莫过于17世纪由海上丝绸之路引进的马铃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土豆”。原产秘鲁的马铃薯输入中国后，以其适应性强、产量高成为饥荒年景的救命作物，直至今天，西北高原的干旱山区还在大量种植。

香料篇

香料是指以香味为特质的物品。无论是取悦人还是取悦神，香料都功不可没。它可以让人们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中，可以使人放松精神，从而赋予人超凡脱俗的意义，使感官享受的美感得以扩展。因而从古代开始，人们就已经会在浴缸中添加香料；在衣服上佩戴香囊；在庭院里、在庙宇间香气弥漫、香烟袅袅。除了本土的香料，更多的异域香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香远海陆道的安息香。美国汉学家劳费尔在他的著作《中国伊朗编》中详细辨析了安息香传入中国的两条通道，“中国人叫做‘安息香’的东西是两种不同香料合成的：一种是伊朗地区的古代产物，至今还没鉴定；一种是马来亚群岛的一种小安息香树所产的。这两种必须截然加以区别。而且必须了解原来是指一种伊朗香料的古代名称，后来在伊朗停止输入时，就转用在马来亚的产品。”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安息香的输入问题上显示了它们的互补性：当伊朗的安息香因为某种原因停止从陆上丝绸之路输入时，马来亚群岛的安息香开始从海上丝绸之路继续输入。活脱一幅生动的海陆大通道的图景。

伊朗的安息香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即传入汉朝。明人周嘉胄在《香乘》一书中记载：“安息香是从树皮的胶脂中提炼而成的，焚烧的时候可以通神避邪。” 南宋末年，成吉思汗的大臣耶律楚材的侄子生了重病，耶律楚材在举行了安息香仪式之后，做了一首偈，称为“香方偈”，热情地讴歌了安息香的神秘疗效：“我有一香香，秘之不敢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退身一念未生前，此是真香太奇绝。邪神恶鬼永沉踪，外道天魔皆胸裂。” 隋朝以后，“南香”取代了“西香”，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安息香开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应用于中医和佛教法事，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销魂郁金香。郁金香是古代最稀有、最名贵的花之一，起源于波斯附近以及印度西北地区。从郁金香的柱头中提炼出来的芳香染料是古代商业贸易中的一宗重要的商品。在罗马，郁金香被用来调配甜酒，以及制成妇女们喜爱的染发剂。在唐代，郁金香香粉作为一种治疗内毒的药物和香料，有很好的销路。我们通过前人的笔墨清楚地知道，在唐代经过特别处理的郁金香被用来洒在衣服和帘帷上，使其得以散发香味。前有卢照邻的“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后有陈陶的“轻幌芳烟郁金馥”。

其实在古代中国，对于药品、香料以及焚香等物品始终没有明确的区分。也就是说，滋补身体之物与颐养精神之品、魅惑情人之物与供奉神灵之物之间并没有确切的区分。没（音同“莫”）药是一种产自非洲和阿拉伯的树胶，在古代的西亚被视为圣洁之物。古埃及人用没药预防尸体变腐。传说耶稣的遗体也是用这种香料保存的。而在中国，没药的性能一度仅限于药剂师了解。他们将没药调入温酒中，用于治疗“金刃伤和坠马伤”。显然是把没药当作镇痛剂来使用。此外没药还曾用于治疗“堕胎及产后心腹痛”。

调料篇

就像非要区分药品与香料一样，想要在食物与药物之间，或是调味品与香料之间得到一个明确区分的答案，也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这往往孤立了食品在中华饮食中的作用。在汉方食疗的观念中，每一种食品都兼有医疗的功效。而对于中国人来讲，饮食与养生有着密切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延年益寿、青春常驻。对于调味的香料来说，尤其是外来调味香料，因其自身的芳香气味往往被当作最有效的药物。可以保藏食物、驱除讨厌的虫子，净化空气等多方面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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