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插花 复苏花艺中国梦

传统插花 复苏花艺中国梦

如果你问一位中国花店业者：“你爱中国传统插花吗？”他一定会说：“爱！”，但如果你问他是否学过传统插花、传统插花的概念是什么，他却可能会摇头,茫然。中国传统插花———东方插花艺术的起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应流淌在每一位中国花艺人的血脉中，为何普及率不高？传统插花之于中国花店行业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

沧海遗珠 传统插花从“无”到有仅四十年

中国传统插花在两岸花艺界的普及远不敌西方商业花艺，甚至在*也比不上同样“修身养性”的日本花道，原因何在？

“中国传统插花历史悠久，甚至在三千多年前的《诗经》中都有记载。”这是学习传统插花的人最熟悉和引以为豪的话。但另一个事实是，传统插花的理论体系并非古已有之，它犹如沧海遗珠，散落在大量古典文献和画作中，需要现代人耗费心力去将它发掘整理，重见天日。这一历程在两岸仅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更不可忽视的是，这一过程多为以个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其研究和推广的力度相比500年一脉相承的日本池坊和自18世纪逐渐繁荣的“西花”，显得势单力薄。

坐在记者面前的黄永川教授已经年近七旬，头发花白。退休前他是*历史博物馆馆长，因为长期埋首史料，一只眼的视力已近失明，只是10年前在天津花展上见到他时的儒雅风度依然不减。

在中国传统插花界，黄永川是一位可以载入史册的人物。他埋首传统插花典籍三十多年，在两岸花艺界首次将传统插花以“四大类型”的完整体系推出，并整理出一套15本的标准教材，出版《中华插花史研究》等重要著作数十部。他于1986年创立*“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目前会员上万人，在*的北京、上海、成都、杭州等城市都设有花艺教室。“黄永川教授对传统插花认识得深，他在美术和历史方面的造诣对他的传统插花研究很有帮助。”中国杰出插花艺术家蔡仲娟与黄永川交情深厚；“*‘文教基金会’在中国传统插花研究上细致深入，对我们很有启发。”中国插花花艺大师王绥枝、山东花艺师袁乃夫、江苏泰州花艺师郁泓都曾这样赞叹。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花道盛行，当时*的池坊支部鼓励学员插有*特色的作品，学生们就用斗笠、蓑衣、木屐等当花器。毕业于*师范大学美术系、被分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黄永川看后觉得很丢脸。他认为那不叫中国插花，中国插花要从内涵、核心去理解。他还看到当时*有近20个日本花艺流派，大批花艺教师来台推广日本花道。“中国人是天人合一的民族，会很自然地学插花，却去学日本插花。其实日本插花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捡现成的，不去研究自己的，就好像汉人穿着和服满街跑。”黄永川说。

酷爱收藏传统书画的黄永川，在很多书画作品中看到插花的身影，阅读古典名作《瓶史》，他被其中插花的高雅品位和文化内涵深深打动。“中国传统插花应该立起来，跟日本、西式花艺三足鼎立，故宫博物馆里的容器三分之一都是插花的，我不能漠视它，假装看不到，要勇敢地去了解。”就这样，凭着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之心，他把大量心血放到插花研究上。

在黄永川的研究中，记述中国古典插花的重要参考书目是“骨”，还有很多生活化的古典小说是“肉”。他的办公桌上常年堆满资料，多年来光是古画就看过四五百张。“从古书中找理论系统很困难，还要从诗词书画中旁征博引，这个过程和写历史书的道理一样，有空白，也有想象。《中华插花史研究》一书的内容还有商榷的余地。《中国古代插花艺术》也有一些空白，要用其他的资料去补足，才能研究下去。但如果没有人做，就永远停留在那里。”一谈到研究过程，黄永川骨子里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严谨和执着令人动容。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3点，还奔波各地去讲插花。他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周六在*讲，周日要到台中，因为太疲惫，他一上车就睡觉，忽听司机喊嘉义到了，感觉好熟悉，拿着行李就往外冲，到检票口工才发现不对，又返回来等下一趟车，极度疲劳曾让他得了肝病，差点“丢一条小命”。

“我不是插花家，我是插花史家和书画家。”黄永川这样给自己定位。

在*花艺界，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王莲英教授也是从“无”到有，一点一滴重拾传统插花。1987年，在北京开设插花课的王莲英意识到，中国传统插花散落在《瓶史》、《瓶花谱》等古书中的理论博大精深，但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插花教学内容却几近空白。怀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她在主业之余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传统插花的研究中，在她和北京插花艺术研究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传统插花以“六大花器”的方式在大陆整理推出，直到今天仍然是*花艺界学习传统插花的主流内容。

*的“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大陆的北京插花艺术研究会、上海插花花艺协会和广州插花艺术研究会，多年来无不在传承中国传统插花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不得不承认，传统插花的理论体系在时间、人力的限制下还有待完善；在西方商业花艺盛行之下，其教学机构也相对少得多，这些都注定它短时间不可能吸引花店业者大规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