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Ipomoea batatas (Linnaeus) Lamarck】 是一种独特的植物。它在明朝中期才进入中国，却“喧宾夺主”，迅速落地生根，并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大江南北。它是百姓餐桌上最普通廉价的食物，却强势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发展曲线。它与广袤的神州大地之间，究竟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一次偶然的工作需要，我翻阅了诸多明清史料，我注意到了一段神秘的往事——根据万历朝早期的一次人口普查记录，福建人口竟在短短几代人时间里锐减到不足一半。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就在这次令人惶恐的普查之后仅仅二百年，福建人口就激增了八九倍，且全国人口也翻着跟头上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数字——4亿。
迷雾重重的数字和历史背后，我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番薯。
驶入东南中国的一艘救荒方舟
今天，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番薯种植国，年均总产量超过1亿吨，种植范围南起海南，东至海滨，北抵黑龙江，西探藏南。可实际上，这种作物乃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植物“养子”，祖籍美洲，于明万历年间才传人。历史上虽也有一种名叫“甘薯”的本土植物，却属于薯蓣科，与旋花科的番薯并非一物。
沿着时光的河流回溯，我试图寻找这种植物在中国走过的征服之路。我惊奇地发现，它竟然有这么多的别名——红薯、山芋、甘薯、地瓜、红苕、白薯……而最早的“中国乳名”朱薯和金薯则是在福建得到的。在这个番薯的“中国故乡"，闽南话又被称作“地瓜话”，地方戏曲又叫“地瓜戏”，福州乌石山上还有一座先薯亭，纪念将番薯引入和推广的两位重要人物——华侨陈振龙和福建巡抚金学曾。
中国是外来作物的“移民”大国，诸如玉米、花生、向日葵、辣椒、腰果、烟草等不下几十种。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功绩，让番薯得到了如此长久的供奉、拜祭和纪念?
海浪不知疲倦地拍打着海岸，“闽在海中”的古语揭示了福建与大海的关系。宋以前，外来作物大多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伴随着声声骆铃传入的，宋元之后，海上丝路迅速发展，这些游子便踏浪而来——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6世纪后期，在美洲成功殖民的欧洲人开始在南亚建立殖民地，番薯作为压船之物和食粮储备，跟随着一艘艘帆船奔赴东方。在诸多目的地中，吕宋岛(今菲律宾)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方总是弥散着蒸腾暑气的大地，其气候水土和番薯的美洲故乡相差无几，凭借着惊人的高产，它迅速落地生根。到了16世纪末期，淡紫色的番薯花已在吕宋岛漫山遍野地盛开了。
就在番薯强势移民吕宋的时代，它与另一个外来族群相遇了，那便是下南洋的华人。他们与番薯一样有着强大的适应性和泼辣的生命力，多为福建人——这个省份多山多灾，贫瘠的红土地无力供养它的孩子。为生计所迫，无数福建人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遥远的热带异国。
l593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在吕宋岛，一位名叫陈振龙的福建商人注意到了这种特殊的植物。或许是在某个炎热的午后，当他在小憩的凉棚下咀嚼这味陌生的清甜时；又或许是在崎岖的山路旁，当一位皮肤黝黑的土著从地上掘出一块沉甸甸的番薯递给他时，他想起了汹涌海涛那边被贫瘠和灾荒连年折磨着的故土。这位远行游子的眼角漫出泪来，跟随着的，则是一次难以遏制的怦然心动。据某些史料记载，就在这一年，他把番薯最早带回到中国。
多年后，这场引渡被描绘成一次惊心动魄的旅程。传说中，吕宋统治者不准薯种出口，于是陈振龙偷偷把薯种装在竹筒里系在船底，闯过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回到家乡；另一种说法是，他将几尺薯藤编成凉帽，戴在头上闯关成功；而更有想象力的演绎则是，这位富有民间智慧的商人将薯藤缠绕在航船的缆绳上，涂上污泥，终于躲过了盘查。
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有多少真实性已难以查证，严谨的历史研究则认为，番薯来到中国是众多华人华侨们多头引进、重复引进的结果。大约在万历年间由海路从菲律宾传人福建，由越南传人广东，陆路则由印度、缅甸引入云南。可直到今天，在辽阔的东南大地上，番薯到来的传奇仍一再被重复，老人们提起陈振龙的名字，仍充满了崇敬。
或许，这种植物对于东南百姓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
实实在在的，四百多年前，番薯给挣扎在红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扎实的依靠和希望。诸如福建、广东，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零碎，人地矛盾剧烈，频繁的台风、暴雨、干旱等更是雪上加霜。而神奇的番薯似乎专为这方大地而生——它适应力极强，无论是滨海沙地还是丘陵山地都能生长。它粗生贱养，既耐旱又抗涝，灾后可以立即恢复生机；它产量极高，当时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下地也有五六千斤，“一至成熟，终岁足食”……
据《金薯传习录》记载，引种次年，闽南遭逢大旱，“野草无青，禾无收”。在陈振龙的推荐下，福建巡抚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各县广为栽植，拯救了无数生灵。为了颂扬这位官员，番薯遂又被称为“金薯”，而一*谣也开始被四处传唱：“不爱灵药与仙丹，惟爱红薯度荒年。何人远来传此种，陈氏父子取洋番。”
很快，番薯在东南中国突飞猛进，达到了“闽广人以当米谷”的程度，并将触角伸入澎湖和*。在很多的史料中，我们都能看到它当年的丰功伟绩——“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饥馑之岁，赖之最甚”，“吾广虽凶旱无死徙者”……
于是在福州，人们建起了先薯亭，而陈振龙更逐渐成为了福建民众心中的城隍神和水部尚书。今天，在福建的老城区，仍能找到供奉他的庙宇。
流民传播，行走的口粮
如果说在东南这块广袤而贫穷的红土地上，番薯一如燎原之势的话，它在江南的推广却一度像烧不旺的星星之火。
就在番薯传入福建后不久，浙江也迎来了这位外来者，据说普陀的僧人曾在寺前庙后试种过几株。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运种到上海并试种成功。然而，如同一颗石子投进了深潭，这两次传播都未有多大影响。同样，清康熙初年，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携薯种前往宁波，同样铩羽而归。
或许，对于鱼米丰饶的江南来说，出身于贫瘠的番薯显得尴尬而多余。
突破东南，推动番薯的又一轮大传播的，是数百万流民和移民悲怆的命运。
清初，为防御*的反清力量，清廷强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令下即日，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也就是说，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残暴的迁海令让东南中国长数千里，宽数十里乃至数百里的沿海地区变成了一个无人区。《广东新语》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这样的迁徙，无异于一次漫长的*，“民死过半，枕藉道涂”，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终于踉跄着在内地山区落了脚，饥饿迫使他们耕种，贫瘠的山地却令人绝望。这时，他们又想起了灾年里曾救过命的番薯，听天由命般，苦难的人们在房前屋后、荒山废地上种下了它和玉米等作物。番薯没有辜负他们，除了高产和适应山地之外，它更胜在一经种植，很快便可果腹——春天里绿油油的薯秧可做菜，夏天里不成熟的果实亦能食用，秋日收获后晒干磨粉，可以熬过萧条的冬天。随着“一年红薯半年粮”、“待要吃饱饭，多多种地瓜”等民谚的流传，不久，流民足迹所达之地，闽西、江西、广西甚至安徽，淡紫色的番薯花亦亦步亦趋、不离不弃地盛开了。
迁海的同时，另一次规模更大的迁徙也被启动了，湖广填四川，以及随之引发的多米诺骨牌般的江西填湖广、客家填江西……一场涉及几百万人，跨度近百年的大移民，将番薯带到更为广阔的西南和长江流域——在四川，“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番薯”；湘赣山区“斜坡深谷，大半辟为薯土”；湖北建始县“深林幽谷，开辟无遗”。据统计，从清初至乾隆、嘉庆的一百多年间，全国耕地总面积大大增加，其中大多为这种山区瘠地。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江南也接纳了这种作物。
北伐，征服寒冬的远征
乾隆年间，大移民的脚步逐渐停滞了，可番薯却在酝酿着更伟大的远征。
与傲慢的江南相比，人口众多的北方原野似乎更期待这种作物。据史料记载，民间曾有不少在北方试种番薯的记载，甚至连雍正皇帝都曾在圆明园隙地播种。可想要大举“北伐”，这种顽强的植物要越过的是一道艰难的“天险”——番薯最适宜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受冻则无法食用，薯种来年也无法萌发。如何安然度过北方的严冬，成为引种的关键。
仿佛与番薯有着命中注定的缘分，在先祖将番薯引入中国一百多年后，陈振龙的一位后裔，五世孙陈世元再次携着薯种上路了。这位乾隆朝的商人在1749年来到山东胶州经商，此时这里刚刚经历过连绵的天灾，在旱涝蝗蝻的轮番蹂躏下，往昔富庶的胶州变得虚晃而飘摇。这一切都激发了他血液中的使命感。在历尽痛苦的失败，借鉴并不断改进徐光启提出的“欲避冰冻，莫如窖藏”的经验，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后，故乡番薯“子母勾连，如拳如臂”的情景终于在遥远的北方如梦境般重现了，当地农户奔走相告，竞相引种。
从胶州到山东，再到河南和直隶，陈世元的三个儿子也先后加入这场“北伐”，至此，陈氏一族六代人都投入到这种作物的推广之中。他们不仅向各地赠送薯种，传授技法，还张贴告示，动员百姓。农户们也结合不同水土，不断改善窖藏法，终于彻底解决了番薯越冬的难题。
一条属于番薯的阳关大道，从此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铺展开来。
可以说，这次“北伐”，是一场充分调动了百姓、农学家和传播世家热情与智慧的“人民战争”，而必须要提到的是，在一系列令人振奋的胜利中，清王朝庞大的封建官府机构亦功不可没。如胶州知州曾出示布告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山东布政使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番薯，陕西巡抚陈宏谋发布《劝种甘薯檄》……而乾隆年间声势最大、范围最广的“劝种”活动，莫过于由朝廷下谕所作的倡导。
有趣的是，诸如玉米、马铃薯大约也都在明代传人，若论高产救荒，抗旱抗瘠，也是赫赫有名，可它们的传播之路却比番薯走得坎坷得多。马铃薯的全国性大扩展在20世纪中后期才最终实现；玉米真正征服中国大地，发挥优势，也远比番薯花了更多的时间。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力捧番薯的清*还曾屡次下令禁止垦山农民种植玉米。
与这两位“难兄难弟”相比，番薯自有其独到之处。
就种植难易来说，番薯极容易繁殖，番薯藤遍地传生，剪下一段就可移栽，几天后便充满生机。它对土地要求很低，山地、畸零地、沙地……无不可以插栽。与稻麦等能互作补充，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而玉米则没有这般皮实。至于马铃薯，它种性不够稳定，在早期的传播中往往有严重的退化现象，甚至自然绝种，成为它在科技不发达时代的最大软肋。
此外，在这三者之中，番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最强，它根系发达，“不穗而实，雨不能损，深培而结，旱不能侵，风狂而藤惟贴地，蝗过而叶可复萌”。它生长期短，在南方一些地区几乎一年四季都可种，农民常常将它在常规作物失败后种植，在救荒方面有着难以取代的地位。
而就是如此“给力”的番薯，还有着“不争肥”、“不劳人工”的巨大优点，“工力未半于农功，丰登自倍与百谷”。农学家徐光启一共总结出番薯的“十三胜”，他在《农政全书》中掷地有声地指出：“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
如此大利民生，在灾荒时能力挽狂澜的农作物，仿佛是一个高效的社会稳定器，自然令封建*倍加关注，大力推广。而与之相比，玉米亩产优势并不特别突出，且当时流*要在斜峻的山地上种植，造成了水土流失等严重的生态恶果，弊大于利，遭遇冷眼也在意料之中。
如果说北宋时占城稻在南方的普及是一次伟大的农业革命的话，那么，明清时期以番薯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同样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它强势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在南方番薯是开发瘠地的先锋，在北方它的招式则更为凌厉——以高产击溃诸多本土作物，挤占大量肥地。可以说，在粮食作物的激烈竞争中，番薯是丛林法则的胜出者。在进入中国二百年多年后，几尺柔软的薯藤已经盘织起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人口奇迹”背后的无奈和困顿
在番薯长袖善舞的时代里，一场关于人口的传奇大戏也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了——明朝后期，中国人口约为六七千万(一说为1亿左右)，并与各种天灾人祸接连遭遇。“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人死取以食”。昔日繁华地二百里内断绝人烟，让史可法仰天长叹“中原不可为矣”!明清改朝换代，更是引发了无数大小杀戮。浩劫之后，最惨重的巴蜀地区“孑遗者百无一二”，“荒烟千里”，一省之人口还抵不上原来的一县。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尽管遭此荼毒，中国人口数量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举反弹，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攀升。仅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百年间，就剧增了近3亿，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爆炸。
究其原因，除了清中叶以来的社会安定，“摊丁人亩”使大量匿报户口得以上报之外，粮食生产革命也功不可没。稍作考察便可发现，人口增加幅度最大的省份也是番薯等高产作物推广最成功的省份。《中国人口通史》甚至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番薯就是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继续得以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胜种谷二十倍”的番薯养活了不断膨胀的人口。
然而，番薯虽然立下赫赫功劳，但当它被人们长期过度地使用时，便也生出痼疾。明清时期，因为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以及税收制度的改革，人口繁衍成本降低，人口数一路飙升。为了糊上越来越多的嘴，穷苦的人们大面积毁林烧山，种植番薯，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焚树掘根，山已童秃”，“一遇淫霖，沙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流堙淤”，几年后沃土无存，而人丁持续增加，必须另寻山地垦荒。砍伐森林越多，水土流失越严重，甚至引发地区气候变化，天灾愈烈。或许可以这样说，番薯实现了贫民们果腹的卑微愿望，却也使它统辖的疆域陷入无法自拔的结构性贫困，其消极的影响是深远和重大的。有学者认为，正是人口、番薯和灾害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掏空了那个孱弱腐朽的老大帝国。
而在几十年前的饥荒岁月，当中国人被“下一顿有什么可吃”折磨着的时候，番薯既是救命稻草，也成为一种无奈。一年到头吃，作心反胃，口吐酸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中唱出了民生的悲哀。后来，连番薯的高产也浮夸风扭曲成可怖的数字，在“红薯亩产百万斤”的弥天大谎的背后，是连番薯也没得吃的岁月，以及无数凋零的村庄和在饥饿中死去的人们。
王者归来，番薯的神秘未来
写满饥饿的年代终于过去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红薯逐步从主食中退出，转而成为饲料产业的支柱。丰饶的日子里，它的重要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则公告，列出了13种对健康有益的最佳蔬菜，番薯赫然位列榜首。而在*立癌症预防研究所对有明显抗癌效应的蔬果所进行的排名中，熟、生番薯也分别名列第一、二位。人们更惊奇地发现，很多赫赫有名的长寿乡，诸如中国巴马、日本冲绳，番薯都是当地最常见和传统的食物。
一个奇妙的轨迹出现了——番薯刚来到中国时，一些吃惯细粮的富户感到新鲜美味，曾将其作为宴席上的高档菜品。而在穿越岁月和饥荒，走过长长的一段路之后，不知从何时起，它又开始悄然进人中国人的宴席，并以健康长寿食品的崭新身份重新登场。这艘饥荒中的方舟，在拯救了无数生灵后，继续给人们带来的，是宝贵的健康。
实际上，在粮食危机和农业话题被全球聚焦的今天。这种神秘的植物仍在不断自我超越。当年，亩产数千斤的它以其高产征服了天下苍生，今天，它的亩产最高已可达数吨，且仍有巨大的潜力。在农业科学专家的眼中，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或许，这种平凡而神秘的植物，正在酝酿着一个更为神奇的未来。